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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华尔街的中国人--陈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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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进华尔街 从1992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到1999年走进大通银行，陈朝晖走进华尔街的道路似乎有点有违常理。记者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纽约读书，更有条件受到华尔街的感染，也有充分的时间在华尔街大银行中寻找自己的落脚点，为什么你首先选择一条远离华尔街的道路？而在飘荡8年之后，又回到纽约寻找归宿，是不是走了一条弯路？ 在欧洲做学者地位很高 陈朝晖说，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一般都劝学生把当教授作为最理想的目标，其次是进入国际经济机构，而最不希望看的就是学生"下海"。而陈朝晖所走的道路恰恰是从"最高境界"向"下海"的"堕落"。毕业那年，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199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元理论的创始者蒙德尔的推荐，陈朝晖在伦敦经济学院执起了教鞭。他首次在该学院开设了欧盟经济分析、欧盟经济政策等课程。他说，在伦敦经济学院当教授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记得在一次小型聚会上，邻座的名流太太听说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立即起立向他鞠躬，弄得他受宠若惊。 在陈朝晖的感觉中，欧洲人非常看重教授的头衔，德国人甚至在护照上还印着自己的学术头衔。在欧洲基本上属于" 精英治国"，能否进入"精英圈子"非常重要。一旦入流，人们也就不在乎你是在哪个方面拥有特长和优势。你可以在任何领域发表看法，似乎都是权威的，这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陈朝晖认为，美国是"专业治国"，即社会只承认你在某一领域的贡献，而在其他领域，你与大街上的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欧美两种文化的根本区别。 重回华尔街"下海" 在欧洲当了几年教授，陈朝晖决定回华尔街"下海"。为了保住在大通银行的饭碗，他现在不得不每天早晨5点钟前起床，6点之前必须到达办公室。他告诉记者，刚来公司的那段时间，最不习惯的就是这种早起的生活方式。他每天工作时间在13个小时以上，总是感到觉不够睡。当记者见到他时，还能隐约看到他眼睛中的血丝。作为一名外汇分析师，陈朝晖必须紧跟全球汇市情况，亚洲和美洲正好有12个小时的时差，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正是亚洲汇市刚刚结束之时，于是抵达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亚洲汇市动成，立即赶写当天的分析简报。大通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信托银行，每天承接大量的外汇交易业务，而外汇研究部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陈朝晖说，在华尔街工作，服务对象是客户，哪怕国际上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局部投资人的关注，必须予以重视，给客户以咨询和解释；自己了解得越多，给客户带来的利益也就越多，收益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中国成立"现代金融中心" 1963年出生于湖北的陈朝晖，1983年就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分到广州造船厂当技术员，作为船舶专业毕业的他也算是专业对口。不久他被调入广州市经济研究院工作。在美国留学后去欧洲执教多年又回华尔街闯荡的陈朝晖现在又把目光投到了国内，他正在与几位留美经济、金融学家积极推动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现代金融中心"。 萌发成立"现代金融中心"的想法得益于陈朝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年工作经历。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期间，他参与拯救韩元的计划制定等工作，同时也有机会亲眼目睹金融危机给亚洲各国带来的灾难。陈朝晖说，现代金融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有可能成为摧毁一国经济于一旦的危险武器。金融体制失控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会浪费多年的辛勤劳动、技术进步和投资。他说，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挑战，中国家电和电脑行业在面临洋货冲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经历，充分说明中国企业的竞争潜力。但金融服务业并不那么简单：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意味着金融危机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降低，中国银行体系内的呆帐给中国提出了世界级的棘手难题。 利用开会和休假的机会，陈朝晖去北京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交流自己的想法。但碍于种种原因，"现代金融中心"的想法依然是纸上谈兵。后来，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访问美国，陈朝晖把这个想法与之进行了交流，该访问团连夜开会，进行磋商并拟定了草案，于是"现代金融中心"方案终于浮上台面。陈朝晖的思路是，金融业越来越像一个软行业，发展中国家可以积极从事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研究，把研制的金融软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现代金融集经济学、金融学、高等数学、统计学、信息技术、法律等多学科为一体，成立"现代金融中心"的宗旨就是使之成为"教学、研究与产品开发基地"。我们祝愿陈朝晖的思想萌芽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找到生根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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